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这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

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等不稳定情况。积极面对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成为全党特别是中央领导关心的重大课题。

在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时间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10多次会议，常常通宵达旦。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一封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

在他看来，对于矛盾，“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1957年1月至3月，毛泽东先后多次在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会议上，讲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著名的一次，是2月27日在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四个多小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气氛始终轻松融洽，不时传出笑声和掌声。

一位参会人员后来回忆说，“当讲到勤俭建国这个内容时，正好服务员给主席换水，主席不让换，就与服务员在台上夺茶杯，夺了几个来回，主席生气了，面对大家说，你们看，他强迫我，茶没喝完就换掉，这是浪费嘛！结果主席夺下茶杯，此时大家都乐了。”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他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一路演讲过去，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他戏称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走，到处讲一点话。

在上海的演讲中，毛泽东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他殷切期望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经过毛泽东历时55天的修改完善，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终于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很快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初审：彭锦水，复审：陈蕾羽，终审：邹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