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对很多人来说，高科技还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模糊概念。是立即投入大量资金，跟进科技发展浪潮;还是先全力发展好经济，在科技发展方面采取“拿来主义”，各方争论不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的步伐，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中科院宿舍楼，敲开了光学家王大珩的家门。这两位为共和国科技前途而焦虑的“两弹一星”元勋，彻夜长谈。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

于是，他们与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一起，联名起草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四位科学家建议，中国要从现在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真正的新技术是引进不来的。

1986年3月3日，这份建议书被递交到了邓小平的案头。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邓小平，显然再一次被建议书中提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触动。仅仅过了两天，他就亲自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随后的半年里，国务院先后召开七次会议，组织两百多位专家反复探讨、论证。1986年11月18日，这份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正式发布。由于科学家的建议和邓小平对建议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这个宏伟的计划简称“863计划”。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需要出发，选择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重点。1996年又新增了海洋技术领域。

在整个计划的讨论过程中，经费无疑是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因为高科技就意味着高投资，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王淦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最后竟批了100亿的专款，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的决断和投入，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征程。

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封锁;中国参与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在基因研究领域站到世界最前沿;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实践，引领了全球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也成为了“863计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科技成果的大量转化，使高科技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邓小平：“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先后实施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

“863计划”的实施，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初审：彭锦水，复审：陈蕾羽，终审：邹小燕）